以高水平開放打造合作競爭新優勢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絕不是關起門來封閉運行，而是通過發揮內需潛力，使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更好聯通，更好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實現更加強勁可持續的發展。”新發展格局的形成離不開高水平對外開放，需要以高水平開放來創造條件、塑造動力，打造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

　　以高水平開放筑牢新發展格局的物質基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巨大成就，為形成新發展格局奠定了堅實物質基礎。在經濟總量上，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由3679億元增長到近100萬億元，占世界生產總值的比重從1.8%上升到約17%，對世界經濟增長作出巨大貢獻。在對外經濟交往上，我國貨物進出口總額從206億美元增長到超過4.5萬億美元，累計使用外商直接投資超過2.2萬億美元，對外直接投資存量達2.2萬億美元。在產業發展上，我國建立了世界最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主要農產品產量躍居世界前列，服務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穩步提升。在基礎設施建設上，我國已擁有現代化的鐵路網和發達的高鐵網，公路、水運、航空、管道、電網、信息、物流等基礎設施發展迅猛。我國還有世界上規模最大、成長最快的中等收入群體，消費增長潛力巨大。同時也應認識到，我國仍是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尚未解決，創新能力還不夠強，發展質量和效益還不夠高，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任務還很艱巨，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基礎還不夠牢固。解決這些問題，關鍵仍然在于發展。開放帶來進步，封閉必然落后。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開放型世界經濟中，關起門來搞發展是行不通的，改革開放才是正確之路、強國之路、富民之路。夯實國內大循環的堅實基礎，實現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迫切需要以更高水平開放推動更高質量發展。

　　以高水平開放打造新發展格局的動力系統。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國家出現了低增長、低通脹、低利率和高債務、高收入差距、高資產價格的“三低三高”問題，世界經濟增長屢屢超預期下行。在新冠肺炎疫情沖擊下，影響經濟增長的風險加速累積和暴露，很多國家經濟出現了嚴重衰退，世界經濟增長動能嚴重不足。塑造發展新動力，需要以高水平開放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一方面，以高水平開放深度參與國際分工，分享“得自貿易的收益”，形成我國與外部世界共贏發展的局面。雖然一些國家保護主義、單邊主義和民粹主義盛行，經濟全球化步入崎嶇路段，但從長遠看，經濟全球化仍是歷史潮流，各國分工合作、互利共贏是長期趨勢。另一方面，以高水平開放促進技術創新、突破技術瓶頸，提升我國在產品、產業、產業鏈上的位置優勢。在更高水平開放中，通過技術創新和規模拓展做強做穩我國具有顯著優勢的產業、產品，使其成為全球產業鏈上難以替代的關鍵節點，進而為國內大循環和國內國際雙循環輸入不竭動力。

　　以高水平開放強化新發展格局的制度保障。國際制度和規則普遍適用性提高，是當今時代經濟全球化的主要特征之一。在各國經濟高度相互依存的經濟全球化時代，搞霸權、霸凌、霸道不僅不能解決日益凸顯的全球性問題，還會引發許多新的問題和困難。習近平主席在聯合國成立75周年紀念峰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各國關系和利益只能以制度和規則加以協調，不能誰的拳頭大就聽誰的”。這為有效應對各種全球性問題和挑戰指明了方向。更高水平開放的首要任務，是推動實現由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向規則等制度型開放轉變。這就需要我們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引領國際規則制定，不斷提升國際制度性話語權，為新發展格局創造更加有利的國際制度環境。制度是關系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長期性問題。新時代改革開放的重要特點是制度建設分量更重，改革更多面對的是深層次體制機制問題，對改革頂層設計的要求更高，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要求更強，相應地建章立制、構建體系的任務更重。推動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既要立足本國實際，又要吸收借鑒國外有益的制度創新成果。在更高水平開放中，對接國際規則和制度體系，可以不斷為國內改革提供突破口和動力，從而為構建新發展格局提供更加有力的體制機制保障。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國家全球戰略智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