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青：生態環境也是一種營商環境

最近，上海發布《關于加快構建現代環境治理體系的實施意見》。筆者在閱讀了全文之后，突然有了一個新的領悟：生態環境也是城市的一種營商環境。

根據世界銀行對營商環境的定義，營商環境是指市場主體在準入、生產經營、退出等過程中涉及的政務環境、市場環境、法治環境、人文環境等有關外部因素和條件的總和。在這個定義中，營商環境主要是指非自然的環境。嚴格地講，這是一種由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混合而成的經營條件。

具備好的經營條件，可以有助于降低市場主體的經營成本，也就是提高市場主體的市場競爭力。反之，如果經營條件不利，那么市場主體將承擔較高的經營成本，進而損害他們的市場競爭力。

有意思的是，盡管在營商后面加上環境二字，但真正意義上的環境——即自然生態環境卻沒有在營商環境的定義范圍內。依筆者之見，生態環境理應成為營商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有這么幾點理由。

理由一，根據營商環境定義，按照現有的法律法規，世界各國其實都在生態環境領域對市場主體的準入、生產經營、退出等過程做出了嚴格的規定和限制，包括污染排放的標準、排放物的處置以及生態環境的質量等。這些規定和限制其實都已經包含在政務環境、市場環境、法治環境、人文環境等各領域。體現在生態環境治理體系中，可以具體為生態環境相關的市場規制、經濟工具、法律制度、區域協同、公眾參與、宣傳教育以及文化文明體系等。就此而言，生態環境因素實則已經深深融入到營商環境的“機體”中，成為營商環境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理由二，營商環境的真正目的是著眼于為以企業為主的市場主體減負，提高市場主體的競爭力。從全球各國的實踐來看，能夠幫助市場主體減輕負擔、提高競爭力的因素中，生態環境是重要因素之一。

這里有兩種不同的情境。一是處在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左側的國家和地區，也就是處在經濟增長與環境退化同步的發展階段。此時，市場主體在生態環境上的偏好和能力都不夠強，他們在生產的同時，也排放了大量污染物，造成環境污染，破壞生態環境。盡管表面上看起來，企業是在排污中受益，但社會其實在付出巨大的代價。如果不能維持住生態環境保護的最基本底線，企業的生存環境，即營商環境不是在變好，而是在惡化。因此，即便是在曲線左側的國家和地區，也都會不遺余力地開展生態環境保護，使污染物的排放不超出生態環境承載力范圍。

二是處在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右側的國家和地區，即那些經濟增長與環境改善同步的國家和地區。此時，隨著生產的進一步發展，環境質量在逐步好轉，社會已經實現了兩者之間的良性循環。改善環境不僅受益于經濟增長，同時也大大降低了整個社會的營商成本，使得市場主體變得更加有效率，更有競爭力。這里比較典型的一個例子就是新加坡，新加坡早在建國之初，就非常重視改善環境衛生，致力于打造一流的宜居環境。時至今日，新加坡在綠色發展和營商環境等指標上一直遙遙領先，成為國際頂尖城市發展的排頭兵。

理由三，生態環境也是營商環境的一個理由是激勵相容。在我們最近的一項城市高質量發展研究中，按照環境與經濟的關系，我們把城市分為4類，一是環境好、經濟好，二是環境好、經濟差，三是環境差、經濟好，四是環境差、經濟差。從長周期的視角看，盡管這4類城市都比比皆是，但從最終的結局來看，第一類和第四類的城市居多，第二類和第三類的城市都在不斷地向第一類或第四類靠近。為何呢？原因很簡單，一個城市如果只關注經濟而長期忽略環境，那么最后結果就是經濟增長的成果也無法得到有效保護。同樣，如果一個城市只關注環境而一直忽略經濟，結果也是向第四類城市靠攏。這說明什么？說明生態環境與政務環境、市場環境、法治環境、人文環境這4類營商環境其實是有內生性關系的，好的政務環境、市場環境、法治環境、人文環境必然也會同時伴隨好的生態環境。拋開其中的因果關系，最重要的因素是，就長期而言，一項好的制度其實是可以帶來經濟與環境雙重紅利的。比如，環境稅就是典型的例子，研究發現，在一定條件下征收環境稅，既有改善稅制扭曲的好處，又有保護生態環境的好處。這就是典型的一種激勵相容。因此，大力倡導和提升改善城市的生態環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其實就是在改善營商環境。

理由四，明確生態環境就是一種營商環境，有助于現階段強化生態環境政策工具的效用。比如目前全國都在探索生態產品價值轉化和實現機制，即綠水青山如何變成金山銀山，很多地方做了積極的摸索，但一些地方缺乏對生態環境問題本質的正確理解，部分甚至機械地將生態產品價值轉化直接等同于生態價值的核算和計算。事實上，生態產品的最重要價值在于改善了生態環境的質量，使得市場主體直接或間接受益。只不過基于外部性特征的約束，這部分受益無法量化為市場主體的福利。但如果將生態環境明確為一種營商環境，其中的價值就不言而喻了。好的生態環境通過影響市場主體的經營行為使其受益；不好的生態環境則同樣通過影響市場主體的經營行為使其受損。

由于一般生產經營活動的定價（或收益）取決于一般性（或平均的）生態環境質量，那么，基于較好生態環境質量的生產經營其實是可以在生態上獲得超級租金，進而可以在市場上轉化為超級利潤的。由此，我們可以將這一超級利潤稱為生態租。

例如，浙江省麗水市云和縣緊水灘鎮仙牛島一塊面積為493.62平方米的商業用地日前在浙江省土地使用權網上交易系統公開掛牌出讓。按照經濟產出價值+生態環境增值進行價值核算后，出讓后預計可獲得數萬元的生態環境增值。為什么這個地塊的生態環境增值可以獲得市場認可，得到較高的價值回報？其關鍵之處就在于地塊受讓方可以從較好的生態環境質量中獲得生態租，進而可以在經營活動中將生態租轉化為自身的經營利潤。

（作者系復旦大學環境經濟研究中心執行主任）

(來源：中國環境報)

責任編輯：韓旭